我们倡导的“新基建”从学术讨论走向社会共识和国家战略，深刻改变宏观经济和各行各业，新变局，新经济，新机遇。
写入2020年 《政府工作报告》 ：“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数据中心，增加充电桩、换电站等设施，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
全球疫情、世界经济危机、中美贸易摩擦引发了宏观经济思想和政策的大辩论和大变革。我们应该如何克服危机，走出衰退？
新基础设施经济学与时俱进，成为拯救危机和大国竞争的关键赢家。从历史经验和实践来看，新的基础设施是应对经济危机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它兼顾了有效需求的短期扩大和有效供给的长期扩大，在稳定增长、稳定就业、调整结构、促进创新、惠及民生等方面发挥着全面而重要的作用。美国过分依赖量化宽松，而中国则推动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局面，化危机为机遇。
未来，5G、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充电桩、城市群等领域的新基建大规模展开，给各行各业带来深刻变革和重大机遇将为吸引全球产业链、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打破美国战略遏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新基建经济学宣言正文:马、熊钗莲、
一、“新基建”是百年宏观经济思想的第四次革命经济学是一门实践应用的学问，以解释和解决时代重大问题为使命。回顾一百年的经济思想史，可以发现宏观经济学非常伟大，因为它几次试图拯救世界。宏观经济学诞生于经济危机，也在经济危机中发展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矣。正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赋予宏观经济学以旺盛的生命力，使其成为一个突出的时代流派。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各种经济金融危机层出不穷，比如1929年的大萧条，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20世纪90年代日本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2009-2012年的欧洲债务危机。为应对危机，不同的经济学流派诞生或复兴、革命或反革命，争论的核心在于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市场、以何种手段干预。
1929年的大萧条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一次大论战、大分野，凯恩斯主义革命兴起。伯南克称赞对大萧条的研究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大萧条不仅使宏观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且不断影响宏观经济学家的信条、政策建议和研究过程。在此之前，欧、美国家信奉古典主义，相信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会自发地进行资源最优配置，政府只需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不用干预市场运行。但是大萧条却打破了这个神话，全球经济陷入了长期的深度衰退。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的GDP下降了近30%，工业生产下降了近50%，整体物价水平下降了25%以上，失业率攀升到25%。古典主义无法解释为什么经济中有大量闲置资源。胡佛政府放任市场自然清理，美联储甚至错误地收紧货币，进一步将经济推入衰退的深渊。更为严重的是，世界各国采取贸易摩擦、提高关税、竞争性货币贬值等以邻为壑的手段，加重了危机，导致危机从金融危机蔓延到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军事危机，最终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崛起，建议政府这只“有形之手”通过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机制失灵。践行凯恩斯主义的“罗斯福新政”最终帮助美国走出了大萧条。
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二次大论战、大分野，新自由主义兴起。二战后，凯恩斯主义被西方国家奉为圭臬，“菲利普斯曲线”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有力依据，政府可以在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权衡取舍，从而实现了五六十年代经济快速增长的“黄金时代”。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美国经济出现了高通胀、高失业的滞胀现象。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高达两位数，失业率迅速攀升至近10%。菲利普斯曲线失败了，凯恩斯主义对此无法解释和回应。滞胀的原因不仅仅是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成本冲击，还有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为追求过度就业目标而实施的过度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产生了严重弊端，凯恩斯主义受到挑战，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奥地利学派、新自由主义等纷纷兴起，古典主义精神复兴。践行上述思想的沃尔克采用紧缩货币来抗击通胀，里根实行减税、放松管制、私有化等供给侧改革，美国经济迎来了低通胀、高增长的“大缓和”黄金时期。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宏观经济思想的第三次大论战、大分野，新凯恩斯主义复兴。滞胀之后，西方国家大多实行新自由主义和通货膨胀目标制，并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迎来了80年代中期以后低通胀高增长的“大放松”时代。然而，央行在注重价格稳定的同时，却忽视了金融稳定，放松了金融监管。低利率和金融自由化催生了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2008年，美国次贷违约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全球经济面临二战后最严重的百年一遇的“大衰退”。长期依赖货币来放水增加了经济结构改革的难度，推迟了市场清理，鼓励了投机而不是创新，以及
主张放任不管的新自由主义再度受到挑战和批判，凯恩斯主义再度兴盛，美、欧国家广泛采用大规模QE（量化宽松）、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以应对。新冠肺炎肺炎疫情是全球性疫情，叠加在美国企业部门的高杠杆、欧洲政府部门的高负债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结构性转变上。流动性危机爆发过一次，全球经济经历了2008年虽然成功地避免了大萧条悲剧重演，但是过度宽松的货币条件也导致了一系列严重问题10-59000年的深度衰退。然而，美国和欧洲20年来的经验教训表明，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延缓了危机的爆发，反而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中国也从2009年的货币放水中吸取了强刺激的教训。虽然安然度过了危机，但也埋下了产能过剩、资产价格泡沫、杠杆率飙升、收入差距扩大等潜在风险。自2016年开始实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改革后，风险逐步得到缓解。面对全球疫情、经济深度衰退、中美贸易摩擦、新旧动能转化等重大挑战，推升金融杠杆风险的现实是最好的实验，历史是最好的裁判。中美宏观经济政策的巨大分歧可能会再次导致宏观经济思维的巨大分化和巨大变化，这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大国之间博弈的最终篇章。
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摩擦不断升级2020年的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经济危机有可能成为宏观经济思想的第四次大论战、大分野，新基建经济学应时而生，成为拯救危机和大国竞争的关键胜负手。美、欧再度祭出“QE+零利率”组合的超常规货币政策应对，对货币政策极度依赖，近年现代货币理论（MMT）甚至主张财政赤字货币化。宏观经济学诞生于人类社会应对危机的过程中。虽然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巨大争议，但经过各国政府长期的丰富实践和经济学家的深入研究，中国没有再次实施货币大水漫灌、重走老路，而是选择了“新基建”领衔的扩大消费、投资、内需的一揽子宏观对冲政策，与美国过度依赖“QE+零利率”的政策组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不可能走极端。激进的市场全能和激进的政府全能是错误的。当市场失灵，政府也失灵，政府对市场不自由行动，或者政府过度干预扰乱市场正常运行，会导致严重的经济金融风险。
“，阻止危机的蔓延和加深，而一味的放任会延长危机的持续时间，加深破坏程度。
三、货币政策缓解短期流动性危机效果明显，但像是“推绳子”刺激需求，效果有限；财政政策就像“拉绳子”扩大有效需求，效果更明显。新基建”
是应对经济金融危机、化危为机最简单有效的办法纯粹通过货币过度刺激消费，不会导致资本形成，反而会导致债务暂停，而逐渐达成了一些广泛共识。配合扩大消费，会促进经济良性循环。第一，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供给和需求、长期和短期、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
第二，历次危机的实践证明，及时的政策应对可以有效地切断传导链条
正确的危机应对措施是，先通过货币政策放松缓解流动性危机，再通过财政政策扩大需求走出衰退。“罗斯福新政”时期先放弃金本位，发挥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角色，缓解流动性危机，然后通过“复兴计划”扩大财政支出，成功推动经济复苏。，第四，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会增加债务或增加货币发行，关键看当前增加的债务能否在未来带来收入，这是金融周期和债务周期的核心。。全网有上亿个相关转发读数。“新基础设施”已经成为一个年度热门搜索词，引起了广泛的市场关注和行业讨论。各行各业对新基建呼声很高，有效投资则增加资本形成和未来收入(参考2018年7月《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2019年12月《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大有可为》，2020年2月《该出手了，财政优于货币：2020年政策建议》，2020年3月《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等文章。)
通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单纯地刺激消费效果更好。新时代产生了新的需求，提出了新的要求。任何符合未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设施，都属于“新基础设施”。
“新基础设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如果20年前中国经济的“新基础设施”是铁路、公路、机场、桥梁，那么未来20年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础设施”将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的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等消费升级较大的民生领域的基础设施。
第五，新基建是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最简单有效办法，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扩大有效供给，兼具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综合性重大作用。当前的中国和以前的美国都是超前新基础设施建设的受益者。，而不是“4万亿”，简单重复老路，造成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和“鬼城”现象。
新基建经济学是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一次思想革命，是人类社会认知的一大进步。
我们长期旗帜鲜明地倡导新基建调整投资领域，在完成铁路、公路、桥梁等传统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在2020年2月28日发布 《中国新基建研究报告》 一文等新的基础设施。通过改革创新稳定增长，发展创新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新基建最终从学术讨论走向社会共识和国家战略，中国推出以新基建领衔的扩大投资、消费、内需的一揽子宏观对冲政策。基础设施建设最终是为人口和产业服务的。未来城市化人口更集中在狭义的新基建是指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基础设施补短板，比如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基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广义的新基建是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软硬件基础设施补短板，，如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未来，上述地区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等基础设施将面临严重短缺问题。适度地
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于“新”，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要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特别是对于有一定收入的项目，要平等对待民间资本。事实上，华为、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企业都在新基础设施上投入巨资。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五“新”。区分基础设施和商业应用。前者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后者更依赖于市场和企业。
一是新的领域。加强信息公开透明，填补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开放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产业；5G、特高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城际高速铁路、城际轨道交通、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教育、医疗，二是新的地区。，建立新的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积极性等。
城市群和都市圈大化经济社会效益三是新的方式。在财政政策方面，研发支出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在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首次公开募股）、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推动规范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在产业政策方面，将新基建纳入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四是新的主体。政府、市场和企业相互支持配合，市场能干的尽可能交给市场，这样更有效率，政府提供财税、金融等基础支持。在所有宏观对冲政策中，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无论是QE、减税、基础设施、现金补贴还是消费券，要么是通过央行发行货币，要么是通过政府增加债务。既然所有的债务都是货币发行或增加的，那么从债务周期或金融周期的角度来看，关键是要考虑当前增加的债务能否带来未来的收益。单纯通过货币过度刺激消费不会导致资本形成，也不会增强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只会导致巨额债务积压和金融风险，从而削弱长期竞争力。比如美国长期的货币过度和过度消费导致了2007年的次贷危机和2020年的流动性危机，竞争力急剧下降，霸权弱化；南欧国家入不敷出，高福利，低储蓄，高负债，导致了2009-2012年的欧债危机，欧洲正在走向灭亡。然而，扩大有效投资可以增加资本形成和未来收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潜力，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五是新的内涵。除了硬的“新基建”，还应该包括软的“新基建”，即制度改革。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在大航海时代，英国是世界霸主，大幅减税降费尤其是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等新的基础设施使英国获得了“不夕阳帝国”的称号。19世纪，三、是美国最大的新基础设施，大规模的先进铁路建设使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铁路一直是美国最重要的运输方式。从1830年到1915年，美国铁路的里程以每年约5500公里的速度增长。内战爆发时，美国铁路总里程只有4.8万公里，但1900年达到30多万公里，超过欧洲国家的总里程，几乎占世界铁路总里程的一半。美国铁路的大规模建设加速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爆发，开启了经济快速增长的“黄金时代”，美国崛起成为世界经济贸易中心。“1993年，克林顿政府推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计划投资4000亿美元，在20年内逐步向所有家庭用户铺设电信光缆；1994年，提出建设全球信息基础设施，通过卫星通信和电信光缆连接全球信息网络，形成信息共享的竞争机制。然后培育出微软、谷歌、苹果等全球高科技巨头，主导了当前计算机、通信、互联网领域的发展趋势，拥有半导体、微处理器、计算机、通信设备等强大的制造和R&D能力。新基建，4G的领先地位带来了1万亿美元的产出，每年为美国GDP增长贡献4750亿美元，为巩固美国在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
”，抓住了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红利。是大国竞争的关键胜负手“新基建”不仅能够短期扩大有效需求，而且能够长期扩大有效供给，通过增加资本存量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长期增长。中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实施大规模超前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成功应对了危机，而且为中国经济高增长和制造业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秘诀。全球新经济中独角兽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改革开放初期，有句话叫“想富先修路。”经过几十年的“基础设施激增”，中国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基础设施，回顾历史，新基建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经济发展和大国兴衰。
新基础设施是未来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的基础设施支撑，也是大国竞争的关键赢家。造船、航海以5G为例。未来，5
中国经济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公共政策面临重大抉择。铁路比如中美贸易摩擦，虽然一开始是危机，但大大加快了拖延已久的改革开放进程，坚持了市场化方向，纠正了路线，为经济社会转型赢得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不要放过任何危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们推进了国企改革和房改。2001年，面对“狼来了”的担忧，我们主动拥抱全球化，加入WTO，大大释放了人口红利，开启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目前，中国面临着全球疫情、中美贸易摩擦、增速换挡、结构转型等巨大挑战。美国依赖QE，而中国推动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相信，市场经济的概念已经在中国扎根。经过改革和转型的洗礼，中国经济将会有更光明的前景，最好的投资机会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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