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正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施加极端压力。
最近，中国企业越来越频繁地被美国推到风口浪尖。先是华为被围，然后颤音和微信被封。此后，仅在8月26日至8月28日的三天内，美国就连续发表声明，在制裁“实体名单”上新增35家中国企业。而这一切都只是开始。科技战争是可怕的，但对美国来说，最大的杀手不是科技战争。与终极武器美元相比，其杀伤力显然与科技战不在一个数量级。
科技战只要给予时间，终究是可以打破封锁的。芯片等核心技术如果被推向死胡同，总会有出路。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为规避美元结算系统而采取的措施非常有限。
一个国家，无论和美国关系如何，都要和美元打交道，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二战以来，美国迅速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尤其是通过全球储备货币美元，将全球经济和金融置于美元体系之下。
美元支付体系像特洛伊木马一样植入了全球所有国家和经济体的内部。萨达姆是反美先锋，痛恨美国，但萨达姆逃亡时随身携带40多万美元，这是最残酷的现实。
2020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的批评和压制，中美关系面临建交以来最严峻的挑战。美国对中国特定行业、重点企业、重点个人实施“精准金融封锁”是大概率事件。
在此背景下，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刻不容缓。自去年以来，中国三大银行拒绝执行美国法院发出的调查违反一国制裁的传票，面临被切断美元清算渠道的风险，这实际上敲响了中国金融安全的警钟。
金融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战略性和根本性事件。
首先，凭借自身在全球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的中心地位，美国以次级制裁威胁全球。美联储激进的市场干预给全球经济埋下了隐患，由此产生的金融风险值得警惕。
2020年7月14日，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明确要求美国国务院在法案通过后90天内向国会提交具体报告，列出被制裁个人和实体的具体名单；对涉及上述被制裁个人和实体的金融机构，应在60天内提交金融制裁报告。
8月7日，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制裁11名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高级官员，并在经贸领域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性措施。市场目前担心美国是否会对香港实施金融制裁，如限制美元结算。一旦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在总统电视辩论中依然落后于拜登，不排除他会为了一举扭转拜登而牺牲金融制裁。所以中资金融机构需要提前规划，提前做好应急预案。
而且，从美国过去的次制裁案例中不难发现，由于美国处于世界经济金融中心，美国很容易从金融和贸易上攻击其他国家的实体，
一方面，美国可通过直接制裁打断他国实体产品和资金链，另一方面，以次级制裁威胁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遵守制裁规定，切断第三方与受制裁实体往来，加大制裁力度。
事实上，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政府没有对中国实施任何特别制裁。OFAC对中国人和实体实施金融制裁，主要是因为他们与美国制裁目标的接触或他们的行动被发现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近年来，OFAC对中国人和中国实体的制裁不断加强，许多金融或贸易企业如昆仑银行、澳门三角洲亚洲银行和长城工业公司已被美国上市。中国人和中国实体被OFAC列入制裁名单，主要与美国对伊、朝、俄、叙等国实施制裁，以及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毒品走私、跨国犯罪和侵犯人权的制裁有关。其中，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制裁，
7月24日，加拿大高等法院披露了孟晚舟案下一次庭审的证据材料，无意中揭露了汇丰在配合美国政府打压华为方面的“残酷角色”。由此可见，美国完整的长臂管辖法律制度，使美国能够以任意和含糊的罪名调查外国企业的业务和账户信息，并与国际金融机构联手诬陷和栽赃，从而严重损害美国企业的竞争对手，甚至抢占被制裁实体的市场份额或收购被制裁实体。美国看似正直的“全球执法”行为，只是针对外国企业，尤其是国内企业的竞争对手，而不是针对国内企业。
不仅如此，随着金融成为国际竞争和国际关系中的决定性力量，美国可以利用掌握的金融信息和长臂管辖权，对其他国家的金融信息安全和商业竞争对手进行“阳谋”。
2019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来势汹汹，直指中国经济健康增长和科技产业升级，尤其是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高科科技企业的战略围堵和“围剿”。
2020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正式宣布，将限制使用美国技术为华为供货的全球厂商。所有制造商都需要事先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才能继续向华为供货，这赤裸裸地限制了华为使用美国半导体软件和设备设计制造芯片的能力。
事实上，这意味着美国将国内法的法律效力从美国企业扩大到在美国有经营活动或分支机构的企业，甚至包括使用美国芯片和设备的企业，几乎覆盖了全球80%以上的跨国企业。根据国际法，各国应通过《海牙取证公约》或双边渠道向其他国家提交司法协助请求。另一方面，基于长臂管辖权原则，美国以打击恐怖主义、经济犯罪、核扩散等为名行使域外管辖权。本质上是绕过正常的国际司法协助，侵犯他国司法主权，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
目前，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已经从上世纪末的“战略接触”和21世纪初的“战略竞争”转变为“敌对压制”。特别是特朗普在处理问题时主要服从眼前的政治目标，导致疫情期间中美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和恶化。
事实上，早在2017年，中国就已经强调，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到中国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根本性事件。我相信，中国将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国家金融安全建设。
最后，通过长臂管辖原则，将美国国内法运用成国际法，侵犯他国的司法管辖主权和司法独立性。总书记强调，要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安邦的大事来抓，抓好金融工作。未来，中国将继续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体系，推进金融业公司治理改革，强化审慎合规管理理念，促进金融机构有效承担风险管理责任，完善市场规则，完善市场化、规则化违约处理机制。
其一，将金融安全提升到治国理政高度，从总体国家安全观高度来应对面临的威胁。未来，中国应加强金融监管，统筹监管系统重要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负责金融业综合统计，确保金融体系健康运行，确保管理部门重点关注关键环节，确保风险防控思路清晰，形成金融发展与监管的强大协同作用，弥补监管不足，避免监管空白。
其二，金融监管将更加重视“统筹”，为金融稳定提供制度支撑。防范金融风险的最终目的是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疏通金融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因此，中国应积极规范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扩大直接融资，加强信贷政策引导，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金融支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
其三，金融发展要服务实体经济。短期内，可以加强跨境资本管理
《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的实施是中国实力的体现。中国不再被动接受制裁，而是有能力对抗制裁。这不仅可以为我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商业环境，而且有助于维护多边贸易体系，促进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世界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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