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71周年之际，易纲发表了7000字，详细阐述了下一步的货币政策构想。
七十一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省石家庄成立。值此中国人民银行成立71周年之际，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署名文章《求是》。回顾20世纪“大萧条”以来全球货币政策的三个演变阶段，他分析了当前发达国家非常规货币政策为何不如预期有效，多年来探索中国货币政策调整过程中的认识和经验，中国货币政策的下一步任务以及实施稳定货币政策的要点等。
易纲强调“一千步，一千步，不能控制钱是无用的一步”。站在新时代的历史位置上，无论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是更好地将中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要牢牢把握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都必须坚持货币价值稳定的目标，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分析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未来几年的货币政策，可以判断，未来几年能够继续维持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和市场的羡慕对象。
“即使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接近零利率，我们也不会采取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我们将始终坚持维护货币稳定和保护绝大多数人民福祉的最初使命。”易纲说。
第一点:这些原因使发达国家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达不到预期▲▲带来▲易纲回顾了20世纪大萧条以来全球货币政策演变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当时货币政策有许多目标，主要是刺激经济增长，最终出现了严重的“滞胀”。当时，货币政策目标越来越注重经济增长。
然而，依靠货币刺激来实现发达经济体的高增长并不成功。20世纪70年代，众所周知的“滞胀”问题发生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即经济停滞和高通胀同时发生。当时，美国的年平均物价涨幅超过10%，企业倒闭、银行破产和失业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新高。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反通货膨胀已经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经济增长很快，但金融稳定被忽视了。在此期间，保持价格稳定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或唯一目标。总体而言，货币政策在反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经迎来了一个低通胀、高增长的“大稳健”时代。
然而，央行在关注价格稳定的同时忽视了金融稳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尽管一些发达国家的价格指数相当稳定，但商品和资产价格大幅飙升，系统性风险不断积累。与低通胀挂钩导致的宽松货币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所有这些都成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
第三阶段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一直专注于改善金融监管框架和加强宏观审慎管理。货币政策再次转向刺激经济增长，但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面临新的挑战。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了前所未有的货币刺激政策，从降息等常规货币政策到零利率、量化宽松、前瞻性指引等非常规货币政策
首先，经济增长趋势和其他基本面是由重要的经济结构变量决定的。货币政策或低利率都无法改变这些因素。如果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了改革和调整的动力，它将推迟问题的解决。
第二，在没有增长点的情况下，央行向银行系统提供流动性，但商业银行不能放贷，很容易流向资产市场。放松货币条件通常对资产持有者有利。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加剧财富分化，巩固结构性扭曲，并延长危机调整过程。
第三，零利率和负利率政策会缩小利差，挤压银行体系，削弱银行货币供应的动力。
央行金融研究局副局长张雪纯周五在2019中国金融年度论坛和金融街金融市场峰会上也表示，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老龄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主要发达国家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平衡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要解决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依靠财政政策和结构改革。然而，在民粹主义盛行的背景下，许多国家的结构性改革难以达成政治共识，即便是应对危机的临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无法撤销。事实上，量化宽松和负利率政策的负面影响已经出现，甚至加剧了现存的贫富差距张雪纯说，一方面，政府通过低收益债券增加债务，推迟结构改革；另一方面，持续的量化宽松和负利率造成了资产泡沫，加剧了贫富差距。美联储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最富有的家庭控制了70%的财富，比2008年上升了10个百分点，并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最高水平。货币政策被用来达到竞争的目的。欧洲央行持有大量欧元区公共债务，希望维持负利率和低利率。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些货币政策战略对全球经济构成了巨大威胁，使我们更接近20世纪30年代的竞争性贬值和贸易战。
第二点:总结货币政策的三个重要“常识”。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总结经验教训。易纲从20世纪大萧条以来全球货币政策的三个阶段总结了货币政策的重要规律。
对于货币政策的锚到底是什么，易纲认为，目前世界上许多央行都把通胀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的锚。然而，如果受到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一个国家长期通胀的客观真实趋势是1%，而央行将通胀目标设定在2%来引导预期，并引导其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肯定会事半功倍。
“正确的做法是各国央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定通胀目标。从1%到4%可能是合理的选择。例如，发达国家和人口老龄化经济体的最佳通货膨胀目标可能是1%或1.5%，发展中国家和人口较年轻的经济体可能选择3%或4%，一些通货膨胀持续高企的经济体可能将通货膨胀目标定得更高，例如超过4%。”易纲说。
易纲强调，货币政策在总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有时它并不及时和有力，有时它走得太远。关键是要明确界定责任、定位和目标，不要害怕手脚，也不要浪费。
易纲从三个方面总结了货币政策的重要“常识”:第一，货币政策需要关注经济增长，而不要过度刺激经济增长。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货币政策一直被用作追求经济增长的手段，甚至希望容忍更高的通货膨胀以换取更高的经济增长。然而，实践表明，这种想法难以实现，甚至可能导致“滞胀”。货币政策似乎只在短期内影响需求，但在中长期内会影响供给和经济结构。过度使用可能会留下复杂的“后遗症”
第三，货币政策不能单独对抗，需要与其他政策协调，形成合力。为了实现持续健康的经济发展，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至关重要。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是维持短期需求平衡，避免经济大起大落。经济增长从根本上取决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
第三点:揭示下一次货币政策的使命和重点▲▲在7000字的长文中，易纲反复强调保持货币价值的稳定，不让普通人手中的货币变得“总量”是货币政策的根本生命，因此建议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易纲表示，保持正利率和正常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一般有利于为经济实体提供积极激励，符合中国传统的生息储蓄、适度储蓄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在世界经济可能处于长期下行调整期的环境下，我们应该做好“中长期”准备，尽可能长时间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以保持一个重要的长期发展战略机遇期。
除了保持稳定的货币价值，中国的货币政策还需要适应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阶段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把握总量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同时，将在引导结构调整和优化中发挥积极作用，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此外，货币政策还承担着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使命。央行应该在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关键点上，准确行使权力，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责。
基于上述货币政策目标，易纲透露了下一步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具体重点:
第一，总量要适度。下一阶段，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条件应与潜在产出和价格稳定的要求相匹配，应实施反周期调整，流动性应合理充足，紧缩性应适度，并应继续创造适当的货币环境。
第二是精确滴灌，以引导和优化流动性和信贷结构。继续合理利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按需创造和完善政策工具，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补充短期和强弱项目，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
三是协同努力，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两大支柱监管框架，更好地将保持货币稳定与保持金融稳定结合起来。货币政策主要针对整体经济和总量问题，着眼于经济的稳定和物价水平。宏观审慎政策可以直接和集中作用于金融体系或某个金融市场，抑制金融顺周期波动，防止跨市场风险传染，并专注于维持金融稳定。两者可以相辅相成，形成两大支柱。
易纲透露，目前，央行已设立专职宏观审慎管理部门，并正在加强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集团的宏观审慎管理。今后，将逐步扩大宏观审慎管理的覆盖面，完善宏观审慎管理的组织结构，更好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第四，深化改革，强化市场化利率形成、传导和控制机制，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近年来，央行继续实施7天回购利率，发布政策信号，构建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充分发挥长期贷款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作用。
五是促进内外平衡，完善市场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在合理均衡水平。在经济全球化和开放的宏观经济形势下，灵活的汇率机制是一种有效的货币政策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在合理范围内，整体通胀率仍处于相对温和的水平。此外，我们还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易纲表示，即使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接近零利率，它们也不会参与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并将始终坚持维护货币稳定和保护绝大多数人福祉的最初使命。同时，要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不断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更加重视积极财政政策在优化结构、降低税费方面的重要作用，形成供给体系、需求体系和金融体系相互支撑的三角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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