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府上有一位幕客，有一天闲聊，苏轼问他：你觉得我的词跟柳永老师的词相比，咋个样噻？
食客比较顽皮，他回答说：
“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这话什么意思？
就好比一位大学教授在课堂上讲完课，他问学生我讲得咋样？结果学生回答：嗯，想看郭德纲的相声。
苏轼这一生，颠沛流离：中进士、被贬、起用、被贬、调任、被贬……总之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
即使如此，他还是“赤诚坦然”，活成了“北宋郭德纲”。
中举
1057年，北宋科考。
主考官欧阳修拿出一篇文章交给考官传看，大家纷纷赞不绝口：写得太好了，那必须是第一啊。
但是，欧阳修一考虑，自己的学生曾巩也参加了考试，这么有见地的文章，万一是自己学生的作品，自己作为主考官再给评为第一，这个不大好，算了，给个第二吧。
那篇被考官们叫好的文章叫《行赏忠厚之至论》，它的作者不是曾巩，而是一个来自四川的瓜娃子——苏轼。
除了苏轼被圈点为第二，那一年的科考，被称为“千年科举第一榜”——
主考官是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
副考官是梅尧臣：宋诗开山鼻祖，写出“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的那位；
那一年中榜的考生，除了苏轼、苏辙兄弟两人，还有：
张载：后来提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那位；
程颢、程颐：后来被称为“二程”；
曾巩、曾布、吕惠卿、章惇、王韶。
“唐宋八大家”中宋朝的六位，在这里出现了四位。其他的考生，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上，也是绕不开的人物。
考试过后，欧阳修对苏轼极为赞赏，于是把他以前的文章找来看，这一看不要紧，老欧顿时惊出一身汗：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1061年，朝廷举行一场升级版科考——制科。
啥叫制科？
就是皇帝为了直接选拨超级优秀人才举行的考试。
据说，两宋期间录取的“进士及第”有4万多人，而通过制科考试录取的只有41人。
制科选拨极为严格，共分为五等：一等二等基本是虚设，能得三等便是最高。
那一年制科，苏轼得了第三等，他弟弟苏辙得了第四等。
当时的仁宗皇帝非常高兴，他宣称：“朕为子孙后代得了两位清平宰相！”
当时的苏轼，才名卓绝，但他还不知道，命运给他准备了很多波折坎坷。
被贬
苏轼凭借自己惊艳绝伦的才学，震惊文坛，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心思单纯的他还是不太能胜任。
神宗年间，王安石变法，苏轼上书直言新法的弊端：老王，你这么整不行啊……
因为直言，苏轼触怒了王安石，于是离京任职，被派往杭州。
等到变法渐渐推行不下去，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上台，他们想起苏轼曾批评过变法，感觉这是个人才，于是将他喊回京城，官职升到正三品。
可是这个时候，苏轼又说话了：其实吧，变法也不是那么坏，大家也不能那么极端是吧？
是啥啊是，你可继续出去溜达吧，滚。
在官场，苏轼就是如此的“不合时宜”。
在变法期间，苏轼遭遇的最大一次危机就是“乌台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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