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在现代经济中，人口不是负担，而是经济社会活力的源泉，是创新创业的基础。人口迁移带来的住房需求是房地产开发的基础。
我们提出了业内经典的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参考专著《房地产周期》 《全球房地产》)。近几年长期倡导“城市群”模式，尊重人口迁移聚集的基本规律和趋势。大力呼吁“尽快全面放开生育，迎接老龄化和少生的挑战”。提出“双循环的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新基建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参考专著《新基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迁移经历了从“孔雀东南飞”到2010年后回归中西部，再到近几年广东和浙江人口重组回归中西部并存。从城市层面来看，近年来聚集在广东、浙江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大都市区，而返回中西部地区的人口主要聚集在大城市。
中国已经进入都市圈城市群时代！
风险提示：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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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省级:粤浙人口再集聚与渝皖川回流并存
中国人口大迁移的新趋势2001-2010、2011-2015、2016-2019年广东、浙江年均常住人口为安徽、四川、广西、河南、重庆、贵州、湖北等中西部省份已由东北三省年均正增长从2001-2010年变为2011-2015年负增长，近四年下降幅度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跨省人口迁移经历从“孔雀东南飞”到回流中西部，再到近年粤浙人口再集聚和回流中西部并存三个阶段。从常住人口变化看，
从剔除自然增长因素之后的人口迁移看：
近4年广东、浙江年均人口净流入分别由2011-2015年的14、-7万大幅回升至2016-2019年的76、46万，呈现明显的人口再集聚趋势；
上海、北京因近年严控人口规模，均由人口净流入转变为净流出；
山东近年经济转型落后，年均人口净流出规模较2011-2015年继续扩大；
中部省份除安徽由年均净流出转为净流入外，其余各省均为持续净流出状态；
重庆、四川、陕西近年人口持续回流，辽宁年均净人口流入量从2001-2010年的14万下降到2011-2015年的2.3万，近四年年均净流出5万。
1.2城市:深圳、广州、杭州、长沙年均净流入超过20万
东北三省经济持续低迷，人口净流出规模持续扩大，。2001-2010年、2011-2015年和2016-2019年，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单位中，人口净流入分别为155人(缺失1个城市数据)和133人，三个时期的净流出城市数分别为181个、196个和203个，分别占53.9%、59.6%和61.7%。
人口持续向少数核心城市集聚；近4年深圳、广州、杭州、长沙4市年均净流入超20万，北京年均净流出超10万。与2011-2015年相比大幅增长。具体来看，深、广、杭三城以活跃的新经济产业和较为宽松的人才政策吸引人口大规模流入，三城近4年常住人口年均净流入分别达28、28、27万，是所在大都市地区的核心城市。近年来，城市发展迅速，大力“抢人”。
长沙、宁波、西安、成都、郑州、重庆近4年常住人口年均净流入规模均在10万以上；根据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市政治地位，我们将337个地级及以上单位划分为一、二、三、四线城市。从全域层面看，近4年一、二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为1.33%、0.69%，人口持续流入但增速放缓；三、四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速为0.38%、0.34%，人口持续流出。从2000年到2019年，一线和二线城市的人口比例分别从3.7%和17.3%上升到5.3%和20.6%，而三线和四线城市的人口比例分别从30.9%和43.5%下降到30.5%和40.5%。总体来看，2001-2010年、2011-2015年、2016-2019年，一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42%、1.49%和1.81%、1.00%和0.69%，远高于全国人口，一线和二线城市人口保持集中，但增速继续放缓。以上三个时期，三线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52%、0.40%和0.38%，略低于全国平均增长率；四线城市的比率分别只有0.15%、0.36%和0.34%，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三四线城市的人口仍在不断外流。
1.3都市区城市群: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年均净流入超过60万
从趋势看，2000-2019年，33个大都市区的土地面积仅占全国的16.2%，常住人口总比例从47.8%上升到51.7%，GDP总量从63.2%上升到65.7%。人口和经济进一步向大都市聚集；在2001-2010年、2011-2015年和2016-2019年，分别有6个、9个和10个大都市地区出现人口净流出。近4年来，人口外流大都市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山东半岛、京津冀等地区。近4年广佛肇、杭州、上海、深莞惠等10个都市圈年均净流入人口规模超10万；人口净流出都市圈增至10个，京沪都市圈人口向周边疏解。近4年，全国有10个大都市区年均净流入量超过10万，其中广佛招、杭沪、深万汇、长株潭5个大都市区年均净流入规模超过20万，宁波、重庆、Xi、西安、成都、郑州5个大都市区年均净流入规模在10-20万之间。具体看，近4年来，哈尔滨、昌吉、乌鲁木齐都经历了核心城市人口净流出，济南、南昌、石家庄、青岛都经历了大城市人口净流出，反映出这些大城市的核心城市吸引力不够，周边城市的人口主要流出大城市。另外，近几年北京、上海大力控制人口，核心城市人口净流出，周边城市人口净流入；其中，上海都市圈核心城市近4年年均净人口流出量为60万，而周边城市年均净流入量为26万。
从都市圈内部看，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建设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等19个城市群。近4年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年均净流入超60万，山东半岛、中原、哈长、京津冀、海峡西岸5个城市群年均人口净流出超10万。人口和经济高度集中在19个城市群，近年来，他们越来越多地集中在核心城市群。2000-2019年，我国19个城市群的土地面积占全国的38.5%，常住人口比例从82.7%上升到85.3%，GDP总量从88.4%上升到90.7%。除了缺乏2011-2015年和2016-2019年天山北坡城市群数据外，2001-2010年、2011-2015年和2016-2019年分别有5个、8个和7个城市群出现人口净流出。总体上看，年，中国经济最活跃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土地面积仅占全国的2.9%。2000年至2019年，常住人口总比例由13.9%上升至16.4%，GDP总量由26.8%上升至29.4%；近4年来，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人口年均净流入分别为66万人和62万人，从2011-2015年的3万人和15万人大幅扩大。在重庆和成都都市圈的引导下，西部成渝城市群年均净流出量从2001-2010年的63万人变化到2011-2015年的19万人，并在2016-2019年扩大到27万人。近年来，东北、山东、中原等地区面临产业结构单一、经济转型缓慢的问题，呈现出人口净流出的趋势。2011-2015年和2016-2019年，山东半岛和哈长城市群人口净流出规模扩大，京津冀城市群由净流入变为净流出。上述三大城市群及中原、海峡西岸近四年年均净流出规模均超过10万。
具体看，2人口迁移对经济社会影响
2.1人口流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潜力更大
重大
“人随产业走、人往高处走”，人口迁移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流动人口以年轻人为主。从国际上看，美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国家。根据美国移民统计年鉴的数据，从1820年到2018年，共有8496万人获得了合法居留权，其中20-64岁的工作年龄移民比例在1991年到2018年间保持在70%以上。长期宽松的国际移民制度保证了美国国内人口中国际移民数量和总人口的持续增长，劳动力的稳定增长为美国的经济腾飞提供了人口红利，从而实现了ca
第一，人口流入增加年轻劳动力供给，缓解老龄化压力；深圳近5年常住人口净流入达166万，2015年老龄化率仅2.9%。在国际上，美国开放的国际移民体系吸收了大量优秀的外国人才。20世纪30年代移居美国的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冯·卡门等科学家，在美国计算机、航空、核武器等领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据诺贝尔基金会统计，截至2019年，美国医学、物理和化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中，有25.8%是国际移民。在国内，1979年深圳本土的科教资源很少，但通过引进高素质人才和大量办学，高学历人才比例迅速上升，从“制造工厂”到“硬件硅谷”、“创新之城”，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文化创意产业等新一代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支柱。从1982年到2015年，深圳6岁以上大专以上人口比例从0.9%上升到21.8%，远高于全国的13.3%。虽然仍低于北京的42.3%和上海的28.7%，但差距正在迅速缩小。
第二，人口流入增加人才供给，促进创新发展；1982-2015年深圳６岁以上人口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比重由4.8%升至21.8%，助力创新创意之都建设。集聚效应通过三个方面提升城市竞争力:1)规模效应:人口集聚降低了企业生产和城市公共服务的边际成本；2)专业化分工:流动人口的多样性带来不同领域的比较优势，通过不同部门的相互协作实现专业化分工；3)学习效果:不同文化背景和教育水平的人聚集在一起，促进知识和技能的共享和传播。改革开放初期，大规模流动人口聚集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形成了劳动力供给的规模效应，使其在纺织和低端制造业迅速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等地进一步发挥人才、资本、创新资源集聚优势，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和现代服务业集群融合发展，形成了协同集聚的合理空间布局。
其三，集聚效应增强城市竞争力，助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成为世界级城市群与现代化产业中心。人口流入增加了当地人口规模，扩大了消费需求，消费增长率与人口流入正相关。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2019年中国城市消费总额前十位的城市是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成都、武汉、深圳、杭州、南京、苏州，大部分城市按人口规模排在全国前15位。从消费增速来看，2016-2019年人口净流入排名前三位的城市中，深圳、杭州、长沙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超过19%，长沙高达27.4%；但北京在控制人口的政策下，受到人口净流出的限制。相应地，北京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长仅为11.5%。
2.2人口流出地区老龄化，经济社会发展压力明显
其四，人口流入扩大消费需求；2016-2019年人口净流入排名靠前的城市中，深圳、杭州、长沙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幅均达19%以上。虽然老龄化是总体趋势，但人口流出地区会更严重。人口迁移扩大了各地养老保险可持续性的不平衡，不仅丰富了流入地的养老账户，也增加了流出地的平衡压力。东北地区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分别在2010年和2015年陷入负增长，小学生人数自2011年以来大幅下降。从2000年到2018年，东北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6.6%上升到13.4%，而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地区的比例分别从7.9%、6.0%、5.6%上升到15.0%、12.4%和12.2%，而同期全国的比例从7.0%上升到11.9%。2018年，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养老金抚养比(在职人员/退休人员)分别为1.53、1.42、1.27，远低于全国的2.55，这意味着全国每2.6名在职人员供养一名退休人员，而东北每1.5名在职人员供养一名退休人员，负担沉重。黑龙江、辽宁、吉林三省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分别于2013年、2015年和2015年开始收支相抵，2016年黑龙江累计结余转为负数；从积累养老金的时候巴
人口净流出加重老龄化，加重养老负担，严重拖累财政、制约经济活力；2019年辽宁、吉林、黑龙江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分别为27.5%、16.7%、21.9%，远高于全国的12.3%。中国孩子少的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2019年我国总生育率约为1.5，仍存在“综合二孩”的生育积累效应；按照这个趋势，我国总人口在“十四五”期间将陷入负增长，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地区面临人口收缩。从需求方面来看，20-59岁的主要购房者在2013年达到高峰，新开工的住宅面积在2011年和2013年达到14亿多平方米的双峰，因此未来住房需求将稳步下降。从政策方面看，在“不炒房”、“稳定地价、稳定房价、稳定预期”、“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的政策导向下，房地产市场的销售回归居民的自住需求。人口集聚分化促使中国房地产市场不断分化，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未来房地产市场将更加分化，需求向大都市圈大城市群集中。年至2030年，1.7亿新增城市人口中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约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7大城市群。从城市和大都市区来看，中国预计形成10个以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重庆、武汉、成都、南京、东莞等。)和12家以上(上海、北京、广佛峪、神湾会、郑州、成都、杭州、苏州、西昌、青岛、重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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