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从选票看美国经济：贫富悬殊，增长放缓。20年是美国的选举年。特朗普能否连任引起了很多关注。回首16年，特朗普在民意测验中继续落后，但依靠低收入群体的支持，他最终赢得了选举。16年的投票结构反映出美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得极其严重。在80-17年间，基尼系数不断从37.8%上升到45.5%，加剧了过去十年的经济放缓。低收入群体面临的经济压力越来越突出，当前形势急需改变。贫富差距的扩大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由三个因素推动:美国在20世纪10-59000年代进入严重滞胀时期，凯恩斯政府的刺激政策失败，里根接任总统。新自由主义放松管制和减税确实帮助美国经济复苏。然而，过度放松管制将大大削弱工会权利，抑制工人工资。在经济复苏后继续减税是为了扩大贫富差距。贫富差距缘何扩大：市场的自由竞争、全球化和其他因素加剧了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大量中产阶级只能转移到餐饮、零售等低附加值行业，他们的收入与制造企业相比大幅下降。自由主义，去工业化，货币过松。为了抵御2008年金融危机，美联储相继推出超低利率和QE政策。在宽松的货币环境下，资产价格受益最大，富人的资产加速增长。

一是思想层面，新自由主义下放松管制制度和税率累计制的弱化为主要原因。二是产业层面，制造业空心化造成了中产阶级的萎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也经历了贫富差距扩大到历史最高点的过程。1928年，美国前1%的人的财富占了近一半，是后90%的三倍。有效经济需求的短缺最终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大萧条。首先，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农业危机是农业工人收入下降的直接原因。第二，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时期相似，同一时期的政权制度主张不干涉和治理，这使得资本能够战胜劳动，企业的大部分利润转化为所有者的财富。此外，低税政策有利于富人，进一步造成收入分配失衡。三是政策层面，长期宽松环境也是贫富差距扩张持续至今的原因之一。首次投产。《全国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稳定了产品价格，并通过控制生产规模有效消除了产能过剩。其次，在需求方面，《全国工业复兴法》和《全国劳工关系法案》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以帮助提高工人收入，政府通过建设公共工程项目创造就业机会。最后，在分配领域，罗斯福政府颁布了《税收法》和《社会保障法》来调整贫富差距，建立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

缩小差距成功经验：稳定生产，保障就业，调节分配。导致20年代末贫富差距的原因与80年代后有异有同。在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也面临着极其巨大的贫富差距，这导致了“大萧条”。罗斯福新政通过稳定生产、确保就业和调整分配，有效解决贫富两极分化问题，带领美国经济走出危机。然而，面对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失败了。里根政府采取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包括放松管制、减税和其他政策，成功地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大滞胀”，进入“大稳定”。然而，从那以后，布什政府过分强化了“大市场”，主张对富人减税，导致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巨大的收入差距。政府干预可以缩小贫富差距，但是过度干预会使经济失去活力。自由竞争市场可以有效刺激增长，但在长期发展下，很容易走向垄断，导致两个层次的分化。必须根据情况来判断“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平衡。但30年代美国在罗斯福总统领导下走出了困境。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训后，我们明确把发展市场经济放在首位，贫富分化的隐患值得关注。美国经济的百年周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单靠市场经济不能解决贫富分化，市场也会失灵。政府

百年轮回经验启示：

市场也会失效，政府有效干预！2020是美国的选举年。特朗普能否连任引起了很多关注。目前，特朗普在共和党的支持率接近90%，而拜登在民主党的支持率相对领先，使他成为特朗普最大的对手。据《真实清晰政治》(Real Clear Politics)统计，自12月19日以来，拜登在6次选举投票中的5次中领先特朗普，平均支持率为48.2%，超过特朗普的44.2%。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肯定会输掉这场选举。相反，特朗普一直是一个“落后的总统”。

回顾美国的百年历史，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扩大或是缩小，主要取决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偏好和政治考量。回顾16年的大选，自大选宣布以来，特朗普在民调中几乎总是落后于希拉里，但最终赢得了大选。主要原因是克林顿和特朗普之间明显的分歧。美国东部和西部都支持希拉里·克林顿，东部是金融中心纽约，西部是技术中心加利福尼亚。中部地区支持特朗普。中部地区主要是农业和工业国家，经济相对落后。也就是说，特朗普的支持者主要来自低收入阶层。在16年的大选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低的10个州中，有8个州支持特朗普。然而，美国选举制度不是一人一票制度，而是给予中低收入群体更高的投票权，因此特朗普最终胜出。

因此不论是自由竞争市场、减税还是政府干预经济，虽然都曾带领美国走出危机，但政策选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平衡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中国模式兼顾效率与公平。16年的投票结构表明，美国的贫富差距变得极其严重。贫富差距的扩大加剧了该国的民粹主义情绪。因此，在“复兴美国的伟大”和“美国第一”的竞选口号下倡导制造业回归美国和贸易保护的特朗普在中部地区的更多支持下当选为美国总统。具体来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从010年到10244年一直在扩大。基尼系数在45-80年间保持在37.5%的平均低点，然后指数从80年的37.8%加速到17年的45.5%。

虽然贫富差距正在扩大，但美国在过去十年里仍然面临着经济增长缓慢的困境。2008-18年间，美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1.8%，也就是说，虽然“蛋糕”分布不均，“蛋糕”并没有明显变大，低收入人口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压力。根据美国国务院的《2018年美国的人权纪录》，2017年美国约有4200万穷人，占总人口的13.4%。在贫富分化严重、经济放缓的形势下，人们迫切需要特朗普改变现状。

2.贫富差距缘何扩大：自由主义，去工业化，货币过松

1.从选票看美国经济：贫富悬殊，增长放缓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按收入水平划分，美国前20%居民的平均收入增长率明显不同于其他80%群体。在81-90年和91-00年，前者的年复合增长率平均比后者高1个百分点，而在71-80年，20%的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率最高。20世纪30年代，当贫富差距也出现两极分化时，12名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收入达到20.8%，接近1928年21.4%的峰值。从财富比例来看，前1%群体的财富比例在12年内达到了38.9%，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还没有达到高水平，但也高达前90%群体的1.5倍左右。

是什么导致了过去40年美国的贫富分化？政策选择发挥什么作用？

大选民调再度落后。意识形态层面:新自由主义下累积税收的放松管制和弱化

落后可以决定领先。

选票结构看美国：在战后重建的高投资需求和民用武器技术带来的技术红利的驱动下，美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高增长率。然而，随着技术奖金和劳动奖金的下降，美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势头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明显放缓。为了支撑经济，凯恩斯政府当时实施了扩张性货币政策，但短期刺激并没有逆转长期经济增长中心的向下转移，相反，它将美国带入了20世纪70年代的严重滞胀时期。其中，美国PCE在74年和80年一度达到11.6%的高位，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则处于负增长范围内。所以在1981年，凯恩斯政府下台了

一方面，放松管制改革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在76-81年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0.3个百分点，而在里根执政期间，这一数字在81-86年间迅速上升至1.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由于大幅减税，微观层面的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大幅提高。经过83年库存估值和资本消耗的调整后，美国企业的利润增长率从负值变为正值，并在两年内保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同期，可支配个人收入的实际增长率继续从80年初的0.7%上升到84年的6.9%，推动了消费增长。生产和消费的改善，加上货币紧缩和通货膨胀的减少，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率自83年以来成功稳定，进入稳定增长时期。

贫富两极，经济放缓。里根时代的自由竞争确实促进了市场的活力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但从那时起，布什政府等放松管制的持续实施使得收入差距扩大。具体来说，放松管制也将大大削弱工会的权利，因为工会缺乏谈判能力，因此限制了实际工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工人实际工资的增长一直落后于生产率的增长，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末大幅下降。换句话说，生产率的提高主要转化为企业利润，而不是工人工资。与此同时，高管的巨额薪酬被视为合法行为。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公布的数据，1978年，一家美国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工资约为普通工人的35倍。1989年，这一比率上升到71倍，然后迅速上升，2000年达到300倍。

自20世纪10-59000年代以来，美国实施了几轮减税。其中，里根的两轮减税成功地帮助美国走出了滞胀的阴霾，但从那以后老布什继续推行导致不公平的经济分配和贫富两极分化的经济政策。1993年民主党克林顿上台后，他大胆提出增税计划和公平负担原则，并将财政赤字转为盈余。乔治·布什上台后，他继续实施有利于富人的减税政策，特别是废除遗产税。根据税务基金会(Tax Foundation)的数据，美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1980年前的70%逐年降至2010年的35%，最高遗产税税率也从80年的70%降至2007年的45%。由于这种累进税率明显减弱，高收入群体将在这一过程中受益更多。

本轮贫富差距的扩大大约开始于80年代初。

2.1从80年到90年，美国中低收入群体的平均联邦税率基本保持不变，而收入最高的5%及以上群体的税率显示出显著下降，收入最高的0.1%群体的联邦税率从70年到90年下降了24.8个百分点。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在上世纪90年代缓和了这一趋势，到2004年，布什政府再次缩小了税率差距。1970年，0.1%人口和20%-40%人口的联邦平均税率之差高达40.6个百分点，但到2004年，这一差距降至24.7个百分点。

首先，在思想方面，新自由主义所提倡的绝对自由化是造成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收入法在国内生产总值分项中所占比例的变化也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亲资本”特征。在收入分配法中，劳动收入是劳动者的报酬，而企业利润则对应于净经营盈余和固定资本折旧。从1992年到2015年，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57.3%下降到52.5%，而同期净营业盈余和固定资本折旧之和呈上升趋势，这意味着从长期来看，资本收益占优势，而劳动者收入逐渐减少。

70年代遇严重滞胀，新自由主义站上舞台。工业水平:制造业的空心化、中产阶级的萎缩

紧缩抑制通胀，放松刺激增长。

放松管制和减税确实帮助美国经济恢复。

长期放松管制，抑制工资增长。市场的自由竞争、劳动力规模的缩小、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等因素导致了美国工业结构的调整。其中，传统的生产性产业继续萎缩。60-80年和80-00年制造业增加值率分别下降5.3%和5.8%。比率o

在工业空心化的趋势下，制造业的工作岗位正在减少。从1950年到2010年，美国私营部门制造业就业份额继续从37%下降到11%。虽然高附加值产业，包括信息产业、金融业和专业及商业服务业的就业比例逐渐增加，但总体规模仅为25%左右。因此，对于大量依靠传统产业生存的中产阶级来说，只能转移到餐饮、批发、零售等低附加值产业，而这些低端服务业的收入却远远低于制造业。制造业的空心化加速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的衰落，是两极分化困境的重要根源。

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体现则是税率累进制的明显弱化。政策层面:宽松的货币环境加速差距扩大

各阶层的税率变化更直观地展现了累进性质的明显下降。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宽松的货币环境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抵御2008年金融危机，美联储相继推出超低利率和QE政策。从2007年9月到2008年12月，联邦基金的目标利率迅速从4.75%降至0.25%。从2008年到14年后，美联储实施了三轮QE计划。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2008年9月的9600亿美元扩大到10月14日的4.5万亿美元。美联储向金融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并迅速避免信贷紧缩，因此经济在2009年后开始再次复苏。

自由主义“亲资本”，劳动收入被压缩。但是在宽松的货币环境中，资产价格是最有利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市场进入了40年的繁荣期，其中联邦基金利率的持续下降和资产负债表的大幅扩张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80年到2018年，道琼斯指数上涨了26倍多，达到上涨。结果，富人的资产加速增长，而穷人主要依靠他们的工资，他们的增长相对缓慢。作为证据，前1%群体的收入份额在2001年和2008年经历了两次急剧下降，基本上与股票市场的两次主要波动一致。也就是说，富人的收入与资本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资本市场的繁荣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原因之一。

20世纪20年代，美国也经历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导致了长达29年的“大萧条”。此后，罗斯福总统上台，“新政”帮助美国成功摆脱危机，并迎来了40年的贫富差距“低谷期”。罗斯福总统主要做对了什么？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3.2.2

3.1

其次，在产业层面，制造业空心化压缩了中下层人群的生存空间，贫富差距加大成为必然趋势。

去工业化趋势显著，高端服务快速崛起。

制造业到低端服务，中产阶级走向衰落。

2.3

从货币政策看，长期的宽松环境也在加速贫富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最大的时候与危机发生的时候并不是巧合。一般来说，高收入群体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但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很高，但他们的消费能力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末，当贫富差距过大时，中低收入人口数量巨大，但收入水平却在低水平上增长甚至下降。结果，经济总需求下降，最终导致美国经历了29年来前所未有的大萧条。具体来说，从1929年到1933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1046亿美元下降到572亿美元，下降了45%。1932年，印度

联储货币宽松，抵御金融危机。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交战各方对农产品的需求激增，导致美国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从而促进了农业产出规模的扩大。然而，由于战后的复苏，交战各方对农产品的需求急剧减少，美国的农业形势在1920年开始急剧下降。年初，农作物价格指数比20年同期下降了52%，价格下跌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由于农产品价格的快速下跌，农业净收入指数在20-22年间下降了44.3%，农业产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从19年的21.7%持续下降到30年的11.3%。农业危机对美国农业人口的收入产生了严重影响，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明显下降。

资产价格受益宽松，收入两级分化加速。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然后美国总统柯立芝倡导“无为而治”。政府尽力避免干预市场，让市场自行发展、调整和调整。然而，它的自由放任政策确实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繁荣。这一时期被历史称为“咆哮的20世纪20年代”。然而，在繁荣的背后，自由竞争的结果是资本战胜劳动力，企业增加的利润大部分转化为企业所有者的财富，而不是工人的工资。从1920年到1929年的10年间，美国生产指数上升了62.5个百分点，而工资指数从010年到10278年仅上升了3.3个百分点。

缩小差距成功经验：稳定生产，保障就业，调节分配

似曾相识：自由市场助长差距，需求不足引发萧条为了鼓励工商业发展和刺激投资，政府提倡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利润所得税的税率。时任财政部长、铝垄断资本家梅隆敦促国会减税，以保护垄断资本家和富人的利益。从21年到25年，美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从72%急剧下降到25%，而25年来最低税率仅下降了2.5个百分点。最高边际税率的降低大大增加了富人的收入，这是分配分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3.2

危机前贫富差距登顶。

美国是如何在2 0世纪30年代摆脱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首先，就生产而言，在大萧条时期，美国工业和农业正处于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的危机之中。《经济复兴法案》和《税制改革法案》通过明确企业的生产规模和价格水平，有效消除了产能过剩，稳定了工农业产品价格。从32年到37年，58种农产品综合价格指数增长80%，农业经营者净收入也从32年的18.7亿美元增长到37年的53.3亿美元，同比增长185%。

有效需求不足诱发危机。其次，就需求而言，贫富差距扩大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因此迫切需要恢复工人的就业和收入水平。一方面，《全国工业复兴法》规定了工人的最高工作时间和最低工资限制，通过《农业调整法》，工会被赋予与企业主谈判的权力，从而有效地提高工人的收入。另一方面，恢复生产有效地防止了企业破产，稳定了就业形势。面对劳动力成本增加导致企业裁员的问题，政府通过建设大型公共工程项目来弥补。结果，到1935年，全国就业工人人数比1933年增加了400万。工人收入水平的恢复支持了农业和工业产品的消费，经济恢复了良性循环。

首先，农业危机是造成农业劳动者收人下降的直接原因。此外，罗斯福政府还在新政时期发布了《全国工业复兴法》和《全国劳工关系法案》。《税收法》税率被提高到和平时期的最高水平，以支持大规模的公共支出，并在调节贫富差距方面发挥了作用。然而，《社会保障法》初步建立了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险

其次，同时期的政权体系也提倡无为而治，使得资本占领上风。

另外，低税收政策偏袒富人，进一步引起收入分配失调。罗斯福新政：政府出手宏观调控，稳定经济缩小差距宏观调控稳定生产。就业增收支撑需求。一方面，在放松管制制度下，工会的权力不断削弱，资本的权力占上风，收入分配不均的情况再次增加。另一方面，与20世纪30年代不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日益严重空心化。制造业的空心化导致中产阶级明显萎缩，也是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2008年后的货币发行改善了经济增长，但也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

增税支撑财政，社保缩小差距。4.百年轮回经验启示：市场也会失效，政府有效干预！面对贫富差距严重造成的“大萧条”，罗斯福政府首先通过控制生产规模来稳定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从而恢复生产，防止企业持续破产。此外，公共工程“以工代赈”的建设将增加就业，提高工人的收入水平，从而支撑内需和消费，随着生产的复苏形成良性循环，引导美国走出危机。罗斯福上台后，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收入份额从32年的47%下降到45年的34%，这也证明了有前途的政府在“贫富平等”方面的重要性

回顾美国的百年历史，其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扩大或是缩小，最主要取决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偏好和政治考量。80年代开始美国政策转向“对于持续29年的大萧条，政府宏观调控能够有效支撑内需，恢复生产。面对20世纪70年代严重的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失败了，里根政府采取了包括放松管制和减税在内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成功地帮助美国走出滞胀危机，提高了经济增长。然而，老布什和小布什继续强化“大市场”，主张对富人减税，这导致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巨大的收入差距。因此，无论是市场自由竞争、减税还是政府干预经济，尽管它们已经带领美国走出危机，政策的选择并不能“一战全胜”。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可以缩小贫富差距，但过度干预会使经济失去活力。自由竞争市场可以有效刺激增长，但在长期发展下，很容易走向垄断，导致两个层次的分化。必须根据情况来判断“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平衡。

小政府，大市场中国的发展模式借鉴了美国的发展，同时兼顾了效率和公平。一方面，吸取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训，我们明确把发展市场经济放在首位。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也看到了贫富差距。然而，市场经济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的各项政策，包括打赢三大硬仗、走三条道路、减一条道路、补一条道路，都是为了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因此，我们有希望平衡效率和公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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